先说说新闻。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9月23日宣布，已经完成65亿美元收购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运作。2011年四月，德州仪器宣布了65亿现金收购国家半导体的方案，大约合每股25美元。这起交易目前通过了所有监管机构的审查和股东的批准——有意思的是，最后一个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是9月19日来自中国工信部的。

      国家半导体公司总部位于硅谷的圣塔克拉拉市（Santa Clara），专长于analog devices and subsystems。公司主要产品包括power management circuits，display drivers， audio and operational amplifiers，communication interface products，以及data conversion solutions。该公司目前雇员大约5000人。国家半导体这次收购后会成为TI的Analog事业部的一部分；当然TI的Analog事业部本来的规模就大概是国家半导体的10倍，这次收购估计不会有太多“小吃大”和“合并”的问题。根据TI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Rich Templeton公布的消息，这次收购后，TI的Analog半导体事业部营收已经占到公司总营收的50%以上。

      这条并购完成的消息发布可谓波澜不惊，也许激动和涟漪都在四月宣布收购的时候泛过了。5000人的公司，在硅谷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国家半导体和他的兄弟们弄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今天潮头上是Facebook、twitter和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明天Central Expressway边上的National Seminconductor标牌换成Texas Intruments，或许开车的年轻人经过都不会感到差别。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死在）沙滩上的国家半导体，曾经在硅谷的历史上有着重彩的一笔？

      1951年，斯坦福教授Frederick Terman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学附近的高科技工业园斯坦福研究园区(Stanford Research Park)。1953年，一个加州人威廉肖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离开了贝尔实验，回到他的母校加州理工。1956年，肖克利同学为了陪他母亲，同时也是感动于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氛围，搬到了北加州的山景城，建立了建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今天的山景城可能大家知道是Google的总部所在地，不过当时肖克利的到来，绝对是半导体工业的里程碑。为了实验室的发展，肖克利特意从东部召来八位年青人，这其中就有诺宜斯、摩尔等等。八人的全名是：Julius Blank, Victor Grinich, Jean Hoerni, Eugene Kleiner, Jay Last, Gordon Moore, Robert Noyce and Sheldon Roberts.

       这八个哥们在1957年集体辞职离开肖克利实验室，原因多种，但是能让人集体辞职，肖克利同学的偏执和实验室的氛围也可见一斑。这八个兄弟有一个著名的昵称：硅谷八叛将（Traitorous Eight，稍微平和一点也叫他们仙童八Fairchild Eight，或者肖克利八Shockley Eight）。这八个兄弟一起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说仙童公司是半导体产业乃至硅谷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不用多讲，上图片：第一片商业化的集成电路1959年诞生于仙童。图片上方的熊是加州的标志，小字第一段里说到的Dr. Robert Noyce，经常被人称为硅谷八叛将之首。为什么说“首”？他的简历更为人所知的部分，可能是他和另一位兄弟，Gordon Moore，对，就是摩尔定律的摩尔，一起在1967年创办了一个半导体公司，叫英特尔（Intel）。1968年，仙童的一位行销经理桑德斯离职，创办了另一家半导体公司，叫超微（AMD）。

      国家半导体的历史实际上是另一条线——最初是1959年在康涅狄格州成立的。但是1967年初国家半导体和仙童交叉了——Charles E Sporck和Pierre Lamond决定离开仙童公司，加入国家半导体公司。当时的仙童公司事实上的半导体事业部头头是Noyce，而Sporck是他的副手。加入国家半导体后，Sporck成为公司的总裁和CEO。1968年，国家半导体把总部从康州搬到加州圣塔克拉拉市。

      其后的仙童和国家半导体发展就和硅谷基本上平行，两个公司也曾奇怪的交叉过。仙童公司江河日下（废话，走了这么多牛人），1979年，仙童公司被石油服务公司斯伦贝谢（Schlumberger Limited）以4.25亿美元买下。1987年，斯伦贝谢以2亿美元把仙童转卖给了国家半导体。在1997年，国家半导体把仙童又spinoff出来，总部放在缅因州的南波特兰市。同年，国家半导体收购了Cyrix。1999年，仙童终于又重新上市，在NYSE上名为FCS；同年，国家半导体把Cyrix微处理器卖给了台湾的威盛科技（VIA Technologies）。

      随着德州仪器的收购完成，国家半导体成为了历史，而仙童改头换面还活着。仙童员工创办的公司们（坊间称为Fairchildren）在继续叱咤风云。硅谷这几十年发生了许许多多更热闹的事情，思科、戴尔、甲骨文、雅虎、Google、苹果、Facebook相继红火。

      2011年5月，加州历史学会宣布授予硅谷八叛将“加州传奇奖”。布兰科，雷斯特，摩尔和Sheldon Robert的儿子到旧金山领取了奖项。传奇毕竟是历史了。重要的是，硅谷的模式，由工程师凭技术打江山、推动科技工业发展、并发财致富，能够不断的复制历史。

Netscreen已经搬到位于Santa Clara的Old Ironside Dr. 的一个写字楼里，大概300平米的套间。

回到办公室，老朋友Charles等都纷纷过来打招呼。大家很热情，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先留下来干吧。

邓锋投了十几块板子，为了省钱，只有IC是到厂里焊的，小零件电阻电容等，都是请一个叫Lean的越南女工手焊，所以成品率不高。我回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板子。修板子这件活大伙都不爱干，其实最锻炼人。邓锋没事的时候，也跑过来帮我一起调。到后来，一般的SMT IC，我也学会了用烙铁，轻轻一划就焊上。

第二天，遇到一个个头不高，有点微胖的年轻人。他很热情，拉着我的手到过道里说了半天，大力向我推荐他刚在Milpitas买的Town House. 他叫Yuming Mao，因此我们常叫他老毛。我和老毛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逛附近的电脑电器城Fry’s，买大减价的小电子玩意，因此很快成了好友。

老毛很健谈，喜欢发牢骚，这一点也和我臭味相投。他是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斯坦福计算机系读硕士，和谢青算是同学。老毛很聪明，后来成为Netscreen的系统架构师，负责ASIC的架构，是Netscreen事实上的首席。不过那时他刚来，当时负责WebUI的设计，业余时间，还带着一个台湾女孩为公司设计了第一款logo（见下图）。

一天晚上，我正在埋头修板子，来一个电话，找邓锋的（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位，我就和邓锋共享一个，兼作我们的硬件实验室）。仔细一问，原来是我大学隔壁班的同学，Edward Ping。他当时还在惠州，邓锋的一个同学推荐过来。我和他聊了几句，问了我这边的情况。我如实说了，他告诉我在深圳接到一个offer, 是惠州的一个全国性的家电公司要成立一个芯片公司，李总的助理出来领头，上门邀请他入伙。我对广东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还是竭力劝他来美国，说到后来，我也没说服他。过了会，邓锋回来后，我如实转告。邓锋一听，急了，立马打长途回去。不知说了些什么，最终Edward接受了offer。

几周以后，邓锋告诉我，要招一名做芯片验证的工程师。那人过来一聊，原来是我三字班的学长，叫罗东平。他在Cypress Semiconductor工作，跟我一样，也是业余时间来帮忙。东平人很忠厚，也不计较待遇，主要负责第一颗FPGA的功能验证工作。就这样，七七八八，硬件团队算是凑齐了。

有一天，公司里来了个年轻人，长得和谢青几乎一样。旁人介绍说，他是谢青的弟弟Michael。Michael在加拿大工作，他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们做的是包过滤的防火墙，说白了和交换机里的ACL规则差不多；而现在Checkpoint早就在做基于状态检测的防火墙了。这真叫人郁闷啊，尤其是芯片，都是用来实现所谓规则检查算法。改成基于连接的，那这点规则就没有必要用硬件去实现了。而且，为了让每个包都可以用芯片过滤，还专门采用了很贵的双端口SRAM。

还好，公司还小，所谓船小好掉头。大家立即着手修改，硬件已经木已成舟，来不及了，只好将错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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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本周去美国出差，加上中秋节，因此昨天加了加班，提前把第三篇发出来。弯曲每篇稿子要审核，太慢，因此新注册一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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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稿子，用于激励自己和同行们，因此得罪一些弯曲读者，要请大家见谅。如果实在不喜欢我的文章，我可以随时撤稿。给首席和大家添乱，实在抱歉。

没有多久，几个创始人决定租一个办公室。地点就选在Sunnyvale Downtown的一个台湾人拥有的商务楼里。

房间很小，大概和一个宾馆的标间差不多。空调还是窗式的，晚上和周末都不开。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能下班后过来，常常一干就是到晚上十一二点。邓锋先向代理商借了一块MIPS CPU的开发板，柯严做软件。

柯严是John Hopkins的高材生，相貌堂堂，出身高知家庭，比较文雅。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准备用什么操作系统。那时Linux还不出名，流行的是Wind River的VxWorks, 号称实时操作系统。他很轻松地告诉我，准备自己搞一个，”OS很简单，我读研究生时就写过一个”。这个有点草率的决定，为后来无数的麻烦埋下了伏笔，那是后话。

有一天，他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晚，原来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庆功宴去了。那个朋友刚把公司卖了。“立马两个Million进口袋了”, 柯严一脸羡慕的样子说，还做了做往口袋放钱的动作。

这几个创始人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远大的理想。大家盼望的仅仅是财务独立而已。我们周末午餐，经常去旁边的“台湾小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餐馆，只有五六张桌子，而且有趣的是，要先买饭票。在去台湾小调的路上，大家也会聊聊自己的梦想。那时邓锋的理想就是搞一辆Lexus的LS400轿车，用邓锋的话来讲，“那车既豪华又低调，不像宝马那么骚包”。特别要提到的是，邓锋那时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花冠。多年以后，他始终没有兑现当年的理想，而是买了一台比宝马还骚包的Mercedes SL500白色敞篷。

公司准备要融资了，先得取个名，用的是Egis Communications。“Egi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盾”，邓锋这样解释说。

我至今还保留有当时的商业计划书，号称要做基于ASIC的防火墙。其实邓锋整天忙于做板子，那时Gong也不来了，大家都明白，芯片开始只是个噱头，所以邓锋的重心都在第一块电路板的设计上了。

不管怎样，还是得有颗芯片的样子，那就来颗FPGA。邓锋请来一对朋友夫妻帮忙，算是合同工Contractor, 写FPGA代码。据说他们俩专门接这类活，现钱赚了不少。不过几年后回想起来，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板子回来的第一次上电，就通了。只不过两个独立的DRAM bank, 只有一个工作。也管不得那么多，Charles搞来几个黑色铝合金的壳，算是外壳。

这时候，谢青又领了另外一个人过来。他乍一看像中国人，其实是白人，叫Richard Hanke, 性情很温和。原来他的太太和谢青的太太是同事，都是台湾人，他过来负责Marketing。

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邓锋他们几个决定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全力投入到Egis里来。邓锋和我谈起来办H1的事情。 我有点犹豫，公司还没有人投资，就靠三个创始人每人５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一旦失业了，连在美合法居留都是问题；当时邓锋也觉得我全职过来风险太大，因此劝我办个Part time的H1工作许可。不过在加入以后，要干两份工作，每天晚上加班，晚上睡不好觉，人也有点疲了，就提出干脆回去休息一段再说。邓锋挽留再三，还提出加股票，但看我比较坚决，就算了。

两个月后，又在停车场里遇到邓锋，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说已经搬到Santa　Clara的Great America附近。这时，公司已经从几个台湾人那里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改名叫Netscreen。邓锋后来告诉我这也是他取的名字，因为投资人觉得Egis比较拗口。

台湾人的资金进来以后，管理格局也有变化。之前哥仨个是这么分赃的，邓锋任CEO，谢青当CFO，柯严做CTO。不过投资人觉得谢青做CEO比较合适，但是三个人的职务没有明确，最后的名片上印的是Principle，有点象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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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Netscreen的日子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级工程师，成长为Juniper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监，期间收获巨大。

早期的岁月里，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总有干不完的活，但是心情却很愉快，因为每次都学到很多。前几天接受一个前IBM资深讲师的培训，说到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段Trash Time，就是别人总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工作(Trash)扔给你，你就好像一只垃圾桶一样。有些人会怨天尤人，期望换个环境规避，殊不知这是自己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你就无法迈入职业生涯中的更高境界。

06年自己创业，创办了Hillstone山石网科，在国内安全界算是后起之秀。接触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期待下，写出这段经验，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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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的春夏之时，我接到邓锋一个电话，问我有画图的软件没有。我找出来后，他约我一起见见。

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中餐馆里，邓锋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也善于谈吐。他解释说他和两个同学准备创业，要做防火墙。那时我对网络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当时接触的多是电信上的东西。他介绍说Cisco就是靠把路由器变成Appliance而成功，他们要做的就是防火墙硬件化。随即他邀请我加入。我其实没有任何概念，加上当时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事，就随口答应了。

既然要加入，总得个面试程序，虽然他们还没有成立公司。我们约好在Mountain View的一家粥店与他的另一个伙伴谢青见面。去之前邓锋给我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当时邓锋在Intel担任Mobile Chipset开发小组的经理；谢青在Healthon任IT总监；第三个创始人，柯严，在Cisco是ATM产品的软件架构师。他们的创始团队里还有一个人，不是创始人，算是第一个员工，Charles Shao。邓锋，柯严，谢青都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1级的同班同学，后来谢青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和82级一起毕业。Charles是无线电系80级的，是当时学校里赫赫有名的学生勤工俭学三联公司的总经理。面试没有什么印象了，随后安排开始工作。

这里有个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当时是拿H1-B签证，也就是工作签证。美国的劳工法很严，不允许非法打工。拿工作签证的只允许在当初申请签证的公司工作。因此我在邓锋那里，只算是帮忙，不能拿报酬，何况当时他们也没有钱付我薪水。

第一次上工是在邓锋家里。他刚在West San Jose买了房子，记得客厅里木头地板刚打过腊，光亮光亮地，有趣的是，每个椅子的腿都套了个袜子，看得出来他很爱惜，怕家具挪来挪去，划伤了地板。一进门，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五字班（清华85级）的Jian Gong。Gong和我在学校里在同一个教研组做毕业设计，他比我高一班，因此相识。邓锋曾经担任过五字班的辅导员。

Gong是湖南人，和我算是老乡，个头不高，但是很能干。他在负责原型机电路板的PCB设计。我的工作主要是帮邓锋看他设计的原理图，板子回来后参加调试。

就这样，我和开始邓锋认识，并一起共事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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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来冲击

如果说终结 AT&T 帝国的内因是华尔街和 AT&T 自己的贪婪和短视，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从外界彻底击垮了这个帝国。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固定电话几乎是人类唯一的交互通信手段，因此，只要在这个产业中占领一 席之地，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由着它的波浪推着前进。AT&T一百年来就是这样。它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还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但这些丝毫伤害不到 它。也不能阻止它一次又一次的形成垄断。

互联网兴起后，情况就不同了。当人们有一个不要钱的实时通信方式后，就无人为一分钟三美元的国际 长途买单了。以前，人们查找任何商业信息都离不开电话本。现在有了互联网，人们更多地从网上查找信息。为了促销，所有的长途电话公司不得不通过降价来维持 生意。我十几年前到美国时，从美国到中国的长途电话费是一美元一分钟，现在电话卡打国际长途只有两美分一分钟。

随着互联网崛起的是移动电 话业务。本来，AT&T 在此领域是领先的，借着移动电话业务，它可以在当今的通信业一拼。（谷歌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来自于 AT&T，包括 Unix 操作系统和 C 语言的发明人汤普生 — Ken Thompson）但是，当 AT&T 自断左右臂后，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互联网对朗讯的冲击也是同样的。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上对数据交换设备的需求渐渐超过对语音交换设备的需求。前者是新兴公司思科（Cisco）的长项，而后者才是朗讯的强项。思科战胜朗讯，又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互 联网的崛起，对原贝尔实验室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语音的自动识别，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之一，现在随着电话时代的过去变得不重要了。今 天，世界上主要的语音识别公司只剩下 Nuance 一家，美国整个语音识别市场的规模一年不到五亿美元，相当于谷歌两个星期的收入。而同时，世界上对文字处理、图像处理技术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断增 加。

在工业史上，一种新技术代替旧的技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生最幸运之事就是发现和顺应这个潮流。投资大师巴菲特在谈到上个世纪 初他父亲失败的投资时讲，那时有很多汽车公司，大家不知道投哪个好，但是有一点投资者应该看到，马车工业要完蛋了。巴菲特为他的父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感 到遗憾。今天，互联网虽然还不能完全代替固定电话，但是前者已经大大挤压了后者的发展空间，因为它可以提供更灵活，更丰富，而且更便宜的通信手段。

回 顾 AT&T 百年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为这个百年老店的衰落而遗憾。它曾经是电话业的代名词，而它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创新的代名词，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我和很多 AT&T 的主管和科学家们聊过此事，大家普遍认为 AT&T 的每一个大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避免，即使知道它是错的。上个世纪 90 年代，AT&T 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一个机构，没有人对它的十年百年后的发展着想。（我们以后还会多次看到，当一个公司没有人对它有控制时，它的长期发展就会有问题）从华 尔街，到它的高管和员工，大都希望从它身上快快地捞一笔。以前，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拆散 AT&T 而做不到，但是从十年前起，它自行地把自己拆了卖。这样，它不但不能把握过去十年信息革命的机会，反而将自己葬送在互联网的浪潮中。


3. 利令智昏

排除了反垄断对 AT&T 衰落的原因，我们就得从其他地方找原因。

一九九五年，AT&T 走到了一个分水岭。从一九九四年起，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从下面斯坦普 500 指数走向图中可以看出，美国股市从 1995 年起开始暴涨，直到两千年底。

这 时，AT&T 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 AT&T 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 MCI 和 Sprint 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 AT&T 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 MCI 和 Sprint 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 AT&T 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 AT&T 的那次分家。1996 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 MCI 和 Sprint 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 AT&T 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 AT&T 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 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 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 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 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 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

AT&T 将分为三个部分，从事电信业务的 AT&T，从事设备制造业务的朗讯 Lucent 和从事计算机业务的NCR。NCR 较小，我们姑且不必提它。朗讯从 AT&T 中分离，绝对是世界电信史上第一件大事。一九九六年二月朗讯公司由华尔街最有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领衔上市，筹集现金三十亿美元，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上市行动，也是迄今为止第十一大上市活动。朗讯上市时，市值达一百八十亿元。

和 预期的一样，MCI 和 Sprint 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 AT&T 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 AT&T 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 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 2000 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

但是，这些科学家们也隐隐地感到一些危机。原来的贝尔实 验室因为有 AT&T 这个大靠山，从来不发愁自己的经费。现在，朗讯的利润不足以养活有两万人的巨型实验室，开始要求那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能尽快赚钱的研究上来。（我在以 后会谈到AT&T这种大实验室的弊端）贝尔实验室此时已不是过去以研究为主的地方了，它的创新能力不复存在，从一九九五年至今，贝尔实验室没有再 搞出轰动世界的发明。本来，AT&T 的电信服务和设备制造相辅相成，是个双赢的组合。分家对双方长远的发展都没有好处。AT&T 和朗讯的衰落都从这时起。

从 MCI 和 Sprint 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几乎是一次性的。华尔街在预测朗讯盈利时，已经把这笔收入计算进去了。朗讯的股票要继续增长，它的销售额和利润就必须不断超过华尔街的预 期。（注：一般来讲，一个公司当前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当前和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如果想让股价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就必须高于大家的预期）朗讯其实根本做不 到这一点。为了能支撑得住一个高股价，朗讯走了一步后来被证明是败笔的险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有无数的中小公司在兴起、大公司在膨胀，朗讯决定“促销” 它的电信设备。具体做法是由朗讯借钱给各公司来买朗讯的设备。只要设备运出朗讯，它就在每季度财务报表中，计入销售额。如果仔细读它的财报，人们可以发现 朗讯总有一笔很大的”应收款项”，这笔钱其实从未进到朗讯公司。到了两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借钱买设备的公司统统倒闭，朗讯的这笔”应收款项”一下子变 成了净亏损。2001 年，朗讯公司不得不关闭贝尔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研究部门。只是象征性的留下了一两个实验室，以保住贝尔实验室这块招牌。这次裁员，使得世界上很多一流的科学 家失业。朗讯由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被法国的阿尔卡特并购。并购时的市值还不到 1996 年上市时的水平，只有它自己峰值时的二十分之一。今天，贝尔实验室的牌子还在，只是联系地址已经到了法国。

AT&T 的景观比朗讯略好些。它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很高的长途电话收入以及发展得很快的移动通信业务，因此在分家的前几年继续支撑并且扩大了它的实验室。因为没有抢 到贝尔实验室这个牌子，AT&T 以信息论发明人香农的名字命名了它的实验室。这时互联网的崛起和无线通信的普及对 AT&T 的核心业务开始形成威胁。但是，AT&T 在这两方面以及快速发展的宽带电视业务上都很强。本来，AT&T 最有资格成为这些新领域的老大，就像它成功地从有线通信扩展到微波通信一样。但是短视彻底毁了它。

在两千年前后，短线投资者发现最快的挣 钱方法不是把一个企业搞好，而是炒作和包装上市。将公司的一部分拆了卖无疑挣钱最快。于是 AT&T 决定一拆四，分成长途电话，移动电话，企业服务和宽带四个公司。其中最大的手笔是将移动部门单独上市。一九九九年五月，AT&T 移动（AT&T　wireless）在华尔街最好的投资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的帮助下挂牌上市，募集到现金一百亿美元。这是人 类历史上迄今最大的上市行动。当时 AT&T 的董事和执行官们给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拆分后对发展如何有利，但其实，用 AT&T 实验室的一位主管的话说，原因只有一个字—贪婪 （greedy）。AT&T 在一次性得到一笔横财时，也失去了立足于电信业的竞争能力，因为它所剩的只有一个收入不断下滑的传统长途电话业务。同时，香农实验室萎缩到 1996 年成立时的规模。2001 年发生的 9.11 恐怖袭击，AT&T 在纽约的很多设备被毁，而它几乎拿不出修复设备的钱。半年后，AT&T 的香农实验室也几乎解散了。在 AT&T 实验室解散前，它的主管拉里∙拉宾纳（Larry Rabinar）博士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了，他很有人情味地为他的老部下们安排了出路，然后自己退离了香农实验室第一把手的岗位。身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拉 宾纳，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但是他根本无力扭转 AT&T 实验室的困境。这也许是命运。

2. 几度繁荣

一九九五年，可以说是 AT&T 公司的顶峰，接下来短短的十年，它便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AT&T 不紧不慢地向上走过了百年，才爬到顶点，走下坡路却只要十年时间。（注：今天的 AT&T 是由当年小贝尔公司之一的西南贝尔公司几次以小吃大合并出的类似于水电公司的设施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在美国统统称为 utility 公司，毫无技术可言。）其实，从一九九五年起的这十来年间，AT&T 本来有两次绝佳的发展机遇，2000 年前后的网络革命，和从九十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无线通信的飞跃。AT&T 不仅没有利用好机会，反而在这两场变革中丢了性命。

AT&T 一百年来发展得很健康。虽然一百年来它一直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但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并没有真正要过它的命，每一次反垄断其实是帮助 AT&T 修枝剪叶然后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今天谈论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被反垄断法拆分的公司之一的 AT&T 公司时，不能不看看 AT&T 的垄断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注:另一个被拆分的公司是美孚石油。）

在 AT&T 成立时，它的电话技术受专利保护，因此，它前十几年的发展一帆风顺。但是，早在 1895 年，它的专利技术就无效了。一夜之间，美国冒出了六千多家电话公司。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上个世纪初，美国还曾经有无数的汽车公司。十年内，美国的电话装机数量从两百万户增加到三千万户。这时，AT&T 通过领先的技术和成功的商业收购，很快扫平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到上个世纪初，AT&T 几乎垄断了美国的电信业，并且在海外有很多的业务。1916 年，AT&T 成为道琼斯 20 种工业指数中的一家公司。（注 1：道琼斯工业指数早期包括 20 家上市公司，后来扩大到三十家。这三十家公司是美国支柱产业的大公司。因此道琼斯又成为蓝筹股— blue chips，因为蓝色的筹码是赌局中面值最大的筹码。注 2：AT&T 一直在道琼斯指数中，直到前几年被 SBC 代替。2005 年 SBC 并购了 AT&T 公司后，继承了 AT&T 的名称。但是这个 AT&T 不是以前的AT&T）今天，这 20 家公司只有通用电气还在道琼斯指数中。

但是 AT&T 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 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 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 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 AT&T 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 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 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 年，AT&T 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 AT&T 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 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 年，AT&T 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 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 AT&T 的根基。

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国际长途电话的价钱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 AT&T 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谈判决定的，定价是三美元一分钟。AT&T 计算价钱的方法听起来很合理–铺设光缆和电缆需要多少钱，购买设备需要多少钱，研发需要多少钱，雇接线员需要多少钱等等，所以只有一分钟三美元才能不亏损。但是事实上，到 2002 年，当国际长途电话费降到平均一分钟只有三十美分时，AT&T 仍然有 1/3 的毛利润。

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司法部不得不再次对 AT&T 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这次，美国政府终于打赢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这才导致了 AT&T 1984 年的第一次分家。这次反垄断的官司，不过是替 AT&T 这棵大树剪剪枝。剪完枝后，AT&T 公司反而发展得更健康。十年后，AT&T 又如日中天了。当时，AT&T 不仅在传统的电话业务上，而且在兴起的网络和移动通信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